公共交通(Public Transportation)是指城市内为方便公众出行所营运的客运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证明，公共交通不仅维系着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也是城市社会和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始，一批关乎我国近代城市史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逐次展现，进而愈来愈多的学者对近代城市公共交通发生兴趣并从各个角度参与研究。然迄止现时，并无专文评介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取得的成效，而一些成果陈陈相因，亦未能开拓领域。鉴于此，本文拟梳理总结该域学术现状，兼论其阙失之处进而展望未来。囿于篇幅和所知，笔者不能将海内外相关成果无一挂漏逐一评述，遗珠失玉之憾，尚祈方家补阙。

改革开放以来，“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城市研究、城市科学在国内理所当然地兴盛起来”。由此，伴随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方兴未艾，进一步形成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初步探索。进而，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人力车及其车夫群体，成为学界研究的起步对象。

其一，人力车业的运营和车夫群体研究。王印焕首先指出，民国时期人力车虽对城镇的交通运输发挥重大作用，但车夫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的职业流向，其工作生活艰困，最终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与受害者。严昌洪则认为，处于近代城市下层社会的人力车夫，已初步形成了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等群体意识。不啻如此，关涉人力车与近代城市的联系，研究者颇为关注。如孔祥成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构成及生存实态。罗国辉则对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的生存形象和文化展开探析。杨齐福力图折射其时沪宁杭人力车夫群体作为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邱国盛进一步论证近代上海人力车业的艰困过程；并对民国北京人力车夫做出研判。斯特兰德重点探讨1920年代北京人力车及车夫，进而探究其受到关注的原因。韩鹏具体分析民国天津人力车业的经营特点及行业变迁，而郑忠、张致森则分别管窥其时南京、成都的人力车夫群体及其最终归宿。另有论者对近代广州、西安、青岛和安徽、江浙等城市或地区的人力车和车夫等相关领域展开不同程度的研讨。

其二，人力车业的救助和管理研究。譬如严昌洪认为，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群体具有生存资源匮乏、状态恶劣、地位边缘化、心理脆弱等特征。由此，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救济方式，并呈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马陵合则通过剖析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从中揭示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和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继而指出，其时华、租界当局及车夫群体参与到人力车夫的救助中，但政策的游移，决定对其救助仅流于形式，从而弱势群体的救助，需要政府干预和管理。然严氏进一步指出，民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为缓解车夫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对其加以管理。但因管理主体与被管理者的对立，遭到广大车夫及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最终失败。而对1945-1949年汉口人力车业的管理，汤蕾认为在政府、职业工会、同业公会和人力车商共同构筑的管理网络下，车夫却形成自己生存之道。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屡屡改变政府决策，则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三，人力车业的纠纷和斗争研究。邱国盛审视人力车与机械化公共交通的持续冲突，指出近代中国交通和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注定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王印焕则以近代化过程中交通工具（电车、人力车）的矛盾视域，认为机械化取代人畜力为历史必然。刘敬忠等管窥民国北京电车与人力车冲突的根源，指出缓解二者矛盾的关键是兼顾交通与民生。庄珊曼进而认为电车开行后对人力车产生的冲击及双方矛盾，是引发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的根本原因。随之，何建国等指出在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危机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利益联盟与工部局博弈，最终将车夫利益绑架，从而导致无人真正为其代言。邵雍进一步认为1935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限令人力车夫登记、限制车夫人数并拒绝与之交涉，是车夫大罢工的背后成因。

最明显的例证是，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另一典型代表——马车业的研究则甚为寥寥，这在其与近代城市化发展不相适的特征及逐渐被汰除等史实方面得到印证。仅罗岗以马车为个案分析，通过城市“游荡者”理论管窥近代上海城市流动空间形成的复杂关系。亦有论者对近代城市马车业展开史话性的描叙。依前而述，关乎中国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成果，已开此域之先声。在这其中，关乎人力车业和车夫群体的研究，荦荦大端。颇具深意的是，这在折射学界研究态势的同时，也从侧面映射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曲折和艰巨。

伴随近代中国城市区域扩张、移民增加，人口流动则日益频密，从而“导致人们出行距离逐步超出可使用非机动交通方式的范围，（机动）公共交通成为多数人必选的交通方式。”即人畜力工具难以适应市民长距离的交通需求，其对迅捷、运量大的机械化公共交通的“派生需求”应时而生。

其一，近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研究。作为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北京，对其研究逐步展现。如艾琦认为，城市人口增长及交通设施落后，是北洋政府创设官商合办的北京电车公司的初衷。嗣后，李玉梅以该公司为个案，重点探讨其经营态势及在城市公共交通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刘鹏进一步论及近代北京电车、公共汽车的运营。李志红则具体分析民国北京公共汽车业的组织形式，进而剖析该业举步维艰的原因。相形之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展现。如李建飞、王桂荣等对彼时南京城市公共交通做出简论。嗣后，李沛霖解析抗战前南京公共汽车业日增月长的三个动因，邢利丽亦对相关论题略有涉及。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相关研究持续呈现。如陈文彬指出，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共交通专营制度，体现当局一系列现代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刘椿则检讨20世纪初华界当局介入公共交通的建设及成效，管窥城市客运与官商管理模式的内在联系。而沈海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工人罢工、发生在上海英美烟厂抑或是法租界电车公司展开辨析。莫庆红进一步对1930年法租界电车公司大罢工胜利的重要经验展开梳理。于道远等通过审视1940年法租界公共交通工人大罢工的起因，力图从侧面反映汪伪政权与法租界当局的微妙关系。

其二，近代中国省会城市和陪都的研究。譬如艾智科剖析1929至1931年汉口公共汽车业的经营与管理，论及其与旧式交通工具的矛盾，并探析该业发展中的困难因素。李婧则考察民国时期杭州公共汽车业的路线和运营，认为汽车改变大众的出行方式，但其与人力车的冲突，成为制约该业的重要因子。杜乐秀着重阐述1920年代成都市内公共汽车的客运状况和管理规定，兼论汽车职工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余晓峰则进一步阐释近代成都公共汽车业的经营及其对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作用等问题。

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相关研究亦随之展现。例如薛圣坤指出近代重庆公共汽车业的壮大阶段是国民政府中央扶持时期。即抗战后，中央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确保物资配送，从而使该业呈现良性态势，进而促进“陪都”繁荣，亦贡献于抗战顺利。张伟进一步认为战时重庆公共交通为配合抗战、信息畅通、便利生活等方面做出努力，但亦有无法避循的制约因素；继而，对战时重庆公共汽车业的独有特点做出解析。综观上述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此中对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的运营和管理、发展和制约因素等各个向度均做出深入勾勒。虽在一些成果中呈现研究细碎化的特点和零星散布的分布趋势，但就相关档案和史料的耙梳和整理而言，对学界研究是贡献甚巨的。

“鉴于公共交通系统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已成为许多城市居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即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估指标，与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相互推演、互相挽进。

其一，近代公共交通与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例如廖大伟指出，抗战前华界的公共交通，在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何益忠进而探究开埠后上海城市交通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方华进一步探讨1927年前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陈文彬则深入辨析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阐释城市节奏演进与公共交通结构变迁的交互，并探讨该业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与社会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张松等则剖析租界公交线网密度与地价分区间的耦合关系，指出公共交通对近代上海都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产生较大影响。

其二，近代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吴本荣以促进空间融合、改变经济结构、提升管理水平、改善市民生活等面向，探寻公共交通对南京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嗣后，李沛霖等通过人口需求、分布和流动等三视域，考察民国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人口之交互；以公共交通的税捐厘定、税捐计查、税捐占比等视角，辨析抗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之关联；考论其时“首都”公共交通的管理，探求该业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推演；以生活空间、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各界面，观测公共交通与近代南京城市生活方式的挽进；运用经济学的博弈论视角，考辨民国南京公共交通工具的竞争博弈，并对此中政府的干预角色做出研判。

其三，近代公共交通与京津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邱运华等指出，民初北京电车开行突破皇城的封闭空间。电车公司要求拆除北京街头的跨街牌楼，但市民则坚决反对。经过激烈斗争，最终牌楼与电车并存，实现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表征在北京城市空间中的交叠。刘海岩则认为，自20 世纪初天津电车通车路线逐渐覆盖五国租界和老城区。电车出现曾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但最终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其加快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城市空间的重构。针对天津电车肇事的个案，秦方认为事件凸显的现代性不仅表现为地方士人对以电车为象征的西方殖民力量一种抗拒，亦展现近代以女学为契机进行身份建构的机遇，而这些混杂构成了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动力。

除此而外，鲍成志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透视新式公共交通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交互关联。具如上述，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动态历史过程，彼此间是两条相互推进且制约的主线。然就上述成果观，相关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结构模式和量化程度，我们尚乏明确的认识。这亦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公共交通史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

由前述学术史回顾，经过长期铢积寸累、锐意拓荒，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成果粲然可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学的热点区域。但毋庸讳言，既往研究亦存漏卮之处，这须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修正、突破和深化。

其一，研究区域相对集中于近代中心城市。譬如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现有成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主要选题仍集中于近代通商口岸和政治、经济中心，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城市，而对其他城市则关涉甚少。即虽有武汉、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相关研究，但无论在成果数量或被关注程度上都远逊于前者。而这一研究态势难以呈现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整体性和中国特色，且易导致理论建构的偏颇和肤浅。既如此，依拙见，今后学界在关注近代中心城市相关问题的同时，更应展开对近代不同类型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探索，特别是关注其城市公共交通的轨迹及取得进步，由中管窥其城市化速率的演化进程。唯其如此，才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做出更为宏观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切地解读和洞见中国近代城市向现代嬗变的恢宏场景。

其二，研究对象存在畸重畸轻的现象。由前述及，既往研究对近代城市人畜力和机械化公共交通的生存和运营等浓笔重墨，成果满坑满谷；然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则显得着墨较淡，从而使该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无法全息彰显。然可以确定，研究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探索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但既往成果过多关注其与城市生活的交互，对其他领域则缺乏应有关切。很明显，公共交通系统作为衡估城市物质文化进步的关键指标，与城市工商业、道路建设、人口分布和流动、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领域相依发展。所以然者，对相关领域均要均衡考量，如此才能全面把握近代城市化进程的脉络和社会嬗变的规律。即要强化重视这些尚存较大空间的领域，这不仅使未来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性，亦助益于推进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公共交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

其三，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城市史研究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等多门学科，其研究方法要以协同学的原则顾及学科间的联姻，把人文学科和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熔为一炉。然由上述成果观之，除采用历史文献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法外，对于其他学科则较少涉猎。有鉴于此，应在本域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如引进和嫁接城市规划学、运输经济学、交通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手段乃至模型设制等，这样就可能实现跨学科的合作效应，将科际整合的理念浸润于近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各界面，最终拓展近代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纵深面，这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总括而言，在当代探索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及解决“城市病”的背景下，研讨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是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回溯往祀，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已迈出坚实的一步，成果繁复。展望未来，该域研究必将不断延展和深化，进而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从长远言之，通过把握本域研究的基本态势和客观规律，延伸对当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适度展望与未来思考，呈现有益的决策支持价值，才是研究常青的本源和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