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磊：高级工程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智库专家，曾经任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公司总工程师、BRT公司书记兼副总经理、公交维修公司总经理、恒通客车顾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史德洲（Шыдыр Жол Кей Джи）有限责任公司总机械师等。王小磊先生是实现中国公交第一笔碳交易的参与者。

城市公交维修制度回顾：ППР的引入与本土化

王小磊

引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交车辆存量稀缺、车型繁杂且车况老旧，加之维修理论与制度匮乏，行业长期处于“故障后维修”的被动局面（Reactive Maintenance，RM）。1950至1970年代，是公交维修管理体系从无到有、由照搬外来模式走向本土化改造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行业以苏联计划预防性维修（Планово-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ый Ремонт，ППР）制度——计划预修（以下简称：ППР）理论为蓝本，逐步确立了适配城市公交运营场景的“养、用、管、修”制度，确立了“预防为主”的管理策略。计划预修制度不仅搭建了基本的维修管理逻辑框架，其在实践中暴露的局限性也倒逼了本土创新，为后续机务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 ППР制度的引入

1.1 ППР简介

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领域全面引进苏联计划预修（ППР）制度，其理论依据源自《机器制造企业工艺设备的统一计划预修制度》（Еди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ланово-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ремонта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машино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作为典型的定期维修与计划维修模式，ППР强调“按计划必须修”，随后推广至公交行业，取代了传统的RM模式。该理论以设备磨损规律为核心，认为零部件磨损具有客观的时序特征，通过预先安排的维护、检查与修理，可有效延缓磨损并规避突发故障。

1.2 维修方法体系

在ППР理论框架下，维修作业被划分为日常维护、定期检查、清洗换油、计划修理四类，其中计划修理进一步细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体系配套引入了修理周期、修理间隔期、修理周期结构、修理复杂系数等定额工具，用于核定工时、备件与人力，实现了维修的计划化管理。基于ППР理论编制的维修计划主要分为三类：

i. 检查后修理：先检测车况再确定修理时间与内容，灵活性较高；

ii. 定期修理：预先拟定计划，临近节点复核车况并微调作业，是当时应用最广泛的形式；

iii. 标准修理（强制修理）：到期必须修，不考虑车辆实时状态，约束性最强。

1.3 对公交车维修管理的影响

ППР理论的推行实现了维修管理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推动了管理水平的显著进步：

i. 理念革新：由被动抢修转向预防为先，“预防为主”成为此后数十年机务管理的核心导向；

ii. 模式标准化：建立了定额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企业可提前编制计划、统筹资源，降低了突发故障对运营的冲击；

iii. 框架搭建：构建了分级维修框架，成为后续保养修理制度的蓝本；

iv. 倒逼创新：落地中暴露的不适配问题，倒逼行业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

v. 制度建设：推动了岗位责任制、技术规程、安全管理等基础制度的建立。

然而，在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定的不足：

i. 制度刚性过强：依托统一固定周期，忽略了车辆载荷、道路条件、驾驶习惯及车龄差异，易导致维修过剩造成浪费，或因部分车辆劣化过快而形成维修不足；

ii. 重修理、轻保养：保养仅作为配套环节，易形成“等周期修理”的思维定势，不利于日常保养的落实。

总体而言，1950年代属于引进、学习与试点阶段，框架虽初步建立，但尚未完全适配国内实际。该制度带来的范式革新与暴露的缺陷，共同构成了1960年代公交维修管理制度本土化改革的起点。

2 ППР制度的本土化改造

2.1 本土化演进

在吸收ППР实践经验并总结国内实践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公交行业形成了本土化的“三级保养大修制”与“计划保修制”。管理重心由单纯的计划修理转向“保养与修理并重”，确立了“预防为主、养修结合、专群结合”的方针。这一转变跳出了全盘照搬ППР模式的路径，更加契合城市公交连续运营、高频周转的特点，有效弥补了“重修理、轻保养”的短板。

2.2 制度落地实践

ППР的本土化改造并未简单复刻原条文，而是围绕“保养前置”与“全员参与”等举措展开：

• 构建三级保养体系：分为日常保养（例保）、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保养责任下沉，驾驶员深度参与日常检查与基础养护，将故障防控关口前移：

i. 例保：以出收车清洁、补给、安全检视为主；

ii. 一级保养：侧重紧固、润滑、基础检查；

iii. 二级保养：包含拆解检查、关键总成调整。

• 丰富大修内涵：

  保留大修制度，强调与技术改造、老旧部件更新同步实施，在恢复基础性能的同时提升可靠性，缓解新车供给不足的压力。

• 推行标准化维修作业：

  落实“三好四会”（用好、管好、修好；会使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除简单故障）与“润滑五定”（定点、定质、定量、定期、定人），统一润滑标准，成为机务基础管理的经典规范。

• 构建“专管成线、群管成网”格局：

  专业队伍负责技术标准、大修与疑难故障处置，车队班组承担例行保养与车况自查，形成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网络。

这套制度在国内各大城市公交企业逐步推开后，有效提升了车辆完好率，成为20世纪60年代机务管理的主流模式。

2.3 文革后期管理制度的恢复与重申

进入1970年代，国内生产秩序开始恢复，公交行业重整车辆技术管理体系，重新厘清计划检修、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设备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规范，重申计划保修、三级保养等成熟制度的执行，稳固机务秩序，保障正常运营。此阶段的核心任务并非创建新理论，而是恢复运营生产并固化已形成的城市公交计划预防性维修管理制度体系。

3 结语

1950至1970年代，是公交维修由被动抢修走向计划预防维修的关键时期。以ППР理论为起点，计划预修制度作为源头范式，搭建起城市公交维修管理的基本框架，建立了计划化、定额化的组织模式，并划定了分级维修体系。其刚性的局限性倒逼行业转向养修并重、全员参与的本土化路径。在三级保养大修制的计划性维修管理制度下，行业秉持“预防为主、养修结合、专群结合”的理念，历经十余年本土化调适，积累了宝贵的保养、大修及机务组织经验，逐步形成了适合城市公交行业的机务管理体系。这不仅支撑了后续维保制度的持续迭代，也是现代城市公交车辆维修管理规范的重要渊源，在我国城市公交机务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价值。